1988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畅销书《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出版，这本畅销书中的一个论点经常被引用：新崛起的国家成为大国的途径并不是挑战现在大国的地位，而是追随大国，一旦大国衰落，追随者就会成为新的霸主。

　　这个原理同样适合现代社会经济，也适合企业，甚至适合个人的发展。想想看，你身边有哪个人因为和领导对抗成为新的领导的？很少！追随领导者常常被提拔为新的领导。这个原理同样适合企业，当今的企业的翘楚是谁？当然是微软和Google，二者的发家史都是傍大款的结果，一个是傍上了IBM，另外一个是寄生在当时如日中天的雅虎上。那么读者自然要问，难道IBM和雅虎是傻瓜吗？当然不是，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谁能够知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嫩芽会长成参天大树呢？

　　富士康不是Google也不是微软，甚至它也不可能重复微软或者Google的道路，因为世界上傍大款的方式不只一种，如果所有傍大款的最终都成为挑战者，大公司无论花多大的成本都值得垂直整合。大多数的情况下，傍大款是一种长期的战略，大家会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互补关系。

　　在自然的竞争演化中，各个行业总是趋于集中，最后总是被少数大企业垄断各个行业。郭台铭的英明之处就是看出了这种趋势，并且实现了在产业演化和整合中分得了不小的一杯羹这个宏愿。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的后半部分才讲到了这一段：

　　从1989年开始，郭台铭毅然前往美国坐镇、开拓市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攻下康柏等公司的订单。“我从洛杉矶飞休斯敦，整整飞了两年，才拿到第一张订单。”郭台铭回忆说。

　　第一次美国之行，订单不是很大，最大的收获是让郭台铭决定舍弃代理商的方式，改找一位美国当地人做营销经理，自己开发市场和客户。

　　“他不但可以帮我跑业务，还可以顺便开车，当司机，又可以让我练习英语。”郭台铭真会精打细算。同时，因为美国机票不便宜，尤其是距离近的时候更不划算，郭台铭就利用公路，与客户告别后，开车上路到下一个城市，每晚总要十一点钟以后，才能在每晚16美元的便宜汽车旅馆登记住宿；隔天早上6点钟又出发，上午10点前抵达下一个城市的客户办公室。几年下来，郭台铭竟然已经去过美国52个州中的32个了。

　　如果说在郭台铭的经营哲学中，有什么一致的想法，我觉得就是坚决傍大款，所谓“四千年前注定的成功”依我看就是傍大款必然成功。至于富士康有无与伦比的模具，有着非常先进的制造能力和富士康的成功之间，并不是一个鸡和蛋难解的悬疑，更不是因为有先进的模具是成功的因素，事实上，你要是有了钱，也照样可以有先进的模具和流水线。

　　“这还用你说？傍大款的道理不但郭台铭懂，你懂，人人都懂！”没错，但是大多数并不明白傍大款不是寻求大款的帮助和施舍，而是一种牺牲，“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想郭台铭一定非常喜欢这句话，像所有的成功一样，关键是他实现了很多人也明白的道理。

　　富士康的成功再一次诠释了古老的先哲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以及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现在的主要竞争优势仍然是人力成本的优势，我们竞争的对手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这句话往往被解读成反思，实际上不是！我认为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是非常现实也非常幸运的。

　　（本文作者为财经作家，著有《达尔文密码——人性与财富的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