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跨越大洋

　　坐火车从重庆出发到北京，飞机穿过中国大陆上空的云层，飞越日本海、白令海和北太平洋，向东推进12000公里，来到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华人移民城市旧金山。在这里再朝东北方向行进3800公里，沿着绵延数千公里的太平洋铁路线自西向东横贯北美中西部大平原和五大湖地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就会呈现在眼前——全球最大的汽车之城底特律。这，就是22年前杨旭跨洋求学的完整路线。

　　1985年9月，杨旭从重庆火车站开启自己20年跨国奋斗之路。

　　几个月前，远在大洋那边的亲戚打来电话,告知一所美国大学正在招收亚洲留学生，他对太平洋彼岸那个叫做“美国”的地方，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唯一的感知来自历史教材——“独立宣言”、“南北战争”、“林肯”。至于去那个在中国人眼中显得陌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更是想都没有想过。

　　去美国读大学，这是一个让杨旭和家人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第三次留学潮已经空前高涨，但90%的学生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出国深造，且以公派留学居多。至于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简直少之又少。

　　与杨旭同为赴美留学生，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海闻，对此深有感触：“1982年我向学校提交自费出国申请的时候，上面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从来都没有以私人名义出国的先例。”的确，那个时候，大家抢夺的是公派留学的名额。一方面是传统思维的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尚未脱离“单位”这个概念，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单位”的名义进行。尤其是出这样的远门，不依赖单位的力量，自己去独立生存完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经济方面的考虑。那时，中国人均月收入不到50元人民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出国留学的费用一般在1万美元左右，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杨旭出国留学风险巨大：以一个高中毕业生的私人身份出国读大学，少有先例；生存完全要靠自己，包括生活费、学费全部自费。

　　杨旭回忆起当时为何作出这个艰巨的决定：“没想太多，就觉得年轻时出去闯闯好。”

　　从重庆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往旧金山。直到今天，杨旭的跨洋路线图依然记忆清晰：“到旧金山的时候已是美国当地时间凌晨两点了，根本没有时间倒时差。由于语言不通，还闹出了想打的士去底特律的笑话，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去底特律还有3000多公里，我才跑回机场，飞往底特律。那一夜特别辛苦，第一次感受到出国的艰难，也对以后的异国生活有了一个心理准备。”

　　底特律，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中心，杨旭就读的GMI工程管理学院(General Motors Institute)位于这里。

　　底特律，这个在1701年被法国探险家发现的城市位于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地区，它的名字来源于法文的“d’etroit”，意为“峡谷”。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两点对底特律记忆深刻。第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城。全美三大汽车公司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均在这里设立工厂。其次，这里有一个底特律活塞队，让很多中国篮球迷为之疯狂。与底特律处于同一地区的还有一个城市以篮球出名，那就是造就了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和公牛队的芝加哥。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尚带有大工业时代影子的底特律远没有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这些城市出名，就如同GMI工程管理学院的名气不如哈佛、耶鲁，后两者培养出了三分之一的美国总统。但是就院系来看，已经更名为凯特林大学(Kettering University)的GMI工程管理学院却丝毫不输给常青藤联盟(包括哈佛、耶鲁等8所大学和一所学院组成的一个大学联盟)。GMI工程管理学院的工程专业在2005年度的美国工程类院校排名中，仅次于麻省理工学院。而且这所学院跟大部分美国大学培养科学家、政治家不同，它侧重于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最新的杰出校友是全球最大的金融证券机构——美林证券公司总裁斯坦利•奥尼尔(E. Stanley O’Neal)。

　　GMI工程管理学院坐落于底特律西北方向100公里处的弗林特市(Flint)第三大道1700号。当杨旭第一次走入校园的时候，看到一个让人费解的大场面：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宿舍带着行李出来，同时又有同样数量的学生带着大包小包钻进去，整个学校就如同在经历一次大换防。杨旭开始还以为学校要搬家了，纳闷这个学校居然搬家都不通知新生，真是粗心大意。

　　后来杨旭才了解到实情，原来他正好碰上美国工科院校最具特色的“实习对调”。在GMI工程管理学院和其他一些美国大学，采用的是半年在校学习，半年出外实习的教育方式。也就是说，一个美国工科大学生，4年大学生活真正呆在学校的时间只有两年，其余时间都是在外打工。

　　曾经长期研究中美高校制度的中国国务院人力资源官员对美国高校这种“实习对调”制度深有感触，认为对于中国高校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现在大学生就业问题极其严重，2007届毕业生据说有三分之一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那么如果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实习，对于就业会很有帮助。“当然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协调，光高校这么做没用。比如美国为了推行这种实习制度，从联邦政府开始就制定了完善的‘实习生’制度，让每个就业单位给各个大学提供充分实习机会。”

　　GMI工程管理学院分为A、B两个校区，杨旭属于B校区，每学年一三季度实习。由于一进校就面临找赞助商实习的问题，所以从大一开始，杨旭很大的精力都放在联系赞助商上面。

　　此时，语言不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节课杨旭只能对着老师发愣——老师讲的基本听不懂。所幸的是，中国中学教育的优势此刻体现出来了，美国大学很多课程，在中国中学阶段都已经学过，比如高一学过微积分，这使杨旭有很多时间加强语言学习。与此同时，同班的美国同学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学习很厉害，每次考试都是在前三名。后来还有美国同学请他代做作业。当然，杨旭不会白做，他帮人家做作业，人家教他学英语，连一些俚语都教。就这样，经过一个学期的磨练，英语能力已有大幅度提高，更让杨旭惊奇的是，晚上说梦话居然也讲英语了。

　　1986年5月，学校提供了一份赞助商名单供新生参考，在这份名单上，前面是一长串制造工厂，后面赫然出现一个“Intel”名字，这就是后来与杨旭结下不解之缘的英特尔公司。

　　“说缘分也好，说巧合也好，此前对英特尔没有一点了解，就觉得芯片公司应该适合自己。至于能不能在这里工作，甚至更远的路怎么走，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点没有想过。”

　　事实上，选择英特尔作为实习地跟专业不无关系。杨旭攻读的是电子工程专业，对刚刚兴起的芯片研发产生浓厚兴趣。

　　在跟英特尔人事部门电话交谈后，对方希望他去办公室面谈实习事宜。初战告捷的杨旭兴奋地借来一位学校老师的汽车，赶往位于底特律大区北边的West Bloomfield镇。英特尔销售办公室位于这里的一个高档办公区，有点类似中国的开发区，基本上是平房。

　　那时英特尔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地点，都是租用这样的小楼房办公，这是80年代很多美国中小企业的通用做法。比如日后和英特尔一起扬名天下的微软，当时呆在西雅图一所科技园区的小公寓里。当他走进英特尔，向前台接待人员说明来意之后，不经意发现立在接待人员背后的一块牌匾，上面字不多，却让杨旭大受震动：“客户是我们的最大财富。”

　　客户，这个带有浓厚商业味道的词汇在80年代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人的字典中，那时中国人更多接触到的是“人民”、“集体”这些意识形态较浓的字眼。有件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事情发生在80年代末，当时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一个“联想进军海外誓师大会”，结果，整个会场挂着“为人民争光”、“为民族谋利”这样的标语，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正在进行政治动员。

　　对于杨旭来说，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客户怎么会这么重要呢？20年后他承认，那个时候受到的触动对自己在英特尔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确定赞助商之后，杨旭就开始定期外出实习和回校学习，在5年大学时间里，他一共被英特尔“解雇”了10次。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实习表现不尽如人意，而是按照美国的劳工制度规定，即使实习生也必须签订劳工合同，一旦实习结束，就必须终止合同，通知解聘。杨旭为此开玩笑说，自己是被英特尔公司录用和解雇次数最多的人。

　　在GMI工程管理学院的时间过得很快，也很平淡。80年代中期，美国青年已经逐渐脱离70年代初期的“嬉皮士”思潮，团结、奋斗、梦想这些“雅皮士”思潮风行。身居美国的杨旭同样受到这种思潮影响。在学校时除了上课和泡在图书馆拼命阅读各种电子书籍杂志，最大的“享受”就是和班上同学去底特律看场乡村音乐会或者底特律老虎队的棒球比赛。后来尼尔•豪在《第四次转折》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说婴儿潮一代的人喜欢独自玩保龄球，这一代则是结成团队踢足球。”这种在大学时期培养出的强烈群体意识，让日后走上高级管理者岗位的杨旭格外强调团队合作。

　　整个1990年上半年，杨旭都呆在底特律附近的福特Rouge工厂，配合福特汽车工程师研究8096芯片在ABS(防抱死刹车系统)上的应用，这个研究课题后来成为杨旭的毕业论文。

　　这年夏天，当杨旭最后一次完成和英特尔的解聘手续，并从部门经理手上拿过实习鉴定报告之时，也许他没有料到，一个月之后，25岁的他，即将加入这家同样年轻的美国企业，并开始新的“战斗”，一场长达17年并且还在不断继续的“人生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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