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没想过就“吴莹莹事件”做什么评论，因为存在有一些争议，而作为不占有第一手资料的旁观者，基于不太属实的事件基础上立论，难免立不住脚。

一个朋友对我会就此事件做何感想比较好奇，邀我撰文。通过百度我几乎搜索了所有可以见到的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浅谈些纯粹个人的感受和看法。

人民网上有一篇写吴莹莹事迹的文章，大概是做“年度大学生”评选之用。此篇报道的事实细节已经有之后《新京报》的调查性报道提出质疑，一些“吴莹莹事迹”的不确之处已经得到了北师大校方的承认。先不谈这种事迹里边明显的添油加醋，吴莹莹事迹的报道之所以引起网友的广泛质疑，与第一篇颂扬性报道里面的腔调与话语方式不无关系，那是一种“《新闻联播》体”或“《人民日报》体”，之后吴莹莹在访谈中也透漏过：中宣部今年要重点推两个大学生典型……北师大开新闻发布会是这种宣传意志的一个具体步骤。所幸的是，今天我们已经有网络这样的言论平台，也有一些能做调查的媒体，不仅是某种意志的简单喉舌——社会还是在走向开放和进步，老脑筋的“造神运动”遭遇了新形势下的时代尴尬。

报道说，吴莹莹没有在年度大学生评选中晋级，记者查看网页时只有25位晋级者，刚才我登陆了评选的网站，30位晋级者已经完全更新出来，吴莹莹位列其中。

 谁想在这种“过度宣传”中获益？当然有当权部门，包括北师大。暴露出来的问题体现了中国有关部门包括大学校方一向不谨慎的行政作风，吴莹莹在其中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比如三项专利其实有一项正在申报中，只有两项属实，如果这样可以坦然地称为“有三项国家专利”，这是公开地扯谎，一点没有讨论的余地。TOPCODER公司任命一个中国在校大学生为亚洲区的副总裁，不管是某一部门的副总裁还是全面业务的副总裁，也是为了起到相当的宣传效应，因为他们的战略和业务模式决定了他们要在中国的大学生中造成广泛的影响力。没有证据显示，TOPCODER公司的公关部门实际参与了这次宣传事件的具体操作，作为一家小公司，它或许还没有这样的媒体关系和影响力。但是为什么不任命吴莹莹这个光杆司令为“北京事务处副主任”而是“亚洲区副总裁”？因为它们之间反正没有实质内容上的区别，而会达到完全不同的宣传效应，很多人头脑中对“IT跨国公司亚洲区副总裁”的第一印象，一定是想到MICROSOFT或IBM的亚洲区副总裁那种高大的形象。

有些人认为，北师大、吴莹莹、TOPCODER他们所有人都会成为获益者，因为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出名（不管好或差）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一切，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收入。很多人也一定会觉得吴莹莹事件中被查出的业绩造假是细枝末节，但是试想，经过了这一次的被揭露，如果吴莹莹再要去应聘像MICROSOFT或IBM这样的大公司，她是否还会被接纳？她在诚实品质这方面是否能够被主流的西方公司容忍？这恰恰是非常不妙的，因为TOPCODER的客户里就包括有很多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是否会对此产生什么看法？不要忽视了西方意识和规则里面对诚信的看重甚至是苛责，西方化的香港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女博士贿赂香港城市大学教授1万元想得到考题，竟被揭发至廉政公署，导致入狱半年，这种责罚足以使内地人感到不小的震惊——如果是在内地，她的行为很难被看作是严重的犯罪，因为我们把这些事看得太平常了，也许只是一个小的“一时过错”。

在这一事件中，我有另一种好奇，也不算是严谨的立论。那就是我注意到吴莹莹同班同学对她的陌生。一个被公推为“强人”的人，周围却很少有理解她的同伴，这是非常危险的。吴莹莹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如果这种行事的风格延续，比如她可能注重与公司总部的沟通，注重与客户的沟通，却让她的下属（公司说是有2-3人的后续招聘计划）很有陌生感，这是极可能出大问题的。我们每个人在上大学期间大概都会遇见一些类似的人物，他们叱咤风云，作为校园里的活跃人物，但是很难懂得到最一般的同情，这样的人很容易得势于一种单一权力结构的组织里，但是面对市场，面对今日社会，尤其是涉及到做公关——面对公共关系，吴莹莹所遭受到的广泛质疑，是有她内在个性原因的。如果她仅仅是一个艺术或技术天才，这没什么关系，甚至是优点，但是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和公众形象代言人，那种过于高调的强势形象很可能让她处于特别不利的被动地位。

另一个方面，其实吴莹莹本身还是有非常多优异之处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比如她能极早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不囿于既定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她本身的创新与研究能力，寻找人生奋斗资源和自我展示机会的能力，这些都是极为稀缺的作为顶尖人才需要的意识、素质和能力。从这些方面来讲，吴莹莹的就业事例仍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

榜样的积极意义所在，其实主要在于精神力量而不是技术方法；榜样主要是使大家能看到希望，振奋了信心，而不是为了让大家照猫画虎。作为个体的吴莹莹仍然有可取之处，甚至某些方面确实非常杰出，但是作为一个“榜样”，失去了其精神上的崇高价值，便不复存在。

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人为造神运动的轰然失败，这对鼓舞大学生的就业士气不是好事，但它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积极社会教育价值——我们不再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和学习了，我们有了不相信的权利，并且终于可以一起亲自动手来把它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