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说，他衡量一个企业的成功有两重标准，一是能否做大，二是能否做长。

他创造了一个虚拟帝国，据说这个叫QQ的聊天软件拥有超过5亿的注册用户，接近中国人口的1/2，他的公司是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是一夜成名的新首富，他的半身像出现在小城无锡的各处，在这个头衔前面还可以加上“环保”和“科技”两个词。

他在大学时候热爱写诗和散文，而后来他让大城市里的每个写字楼的电梯间都装上了液晶电视屏，看新鲜的广告好过尴尬的面面相觑。

他是一个教英语的老师，他想留学美国而未成，后来他的学校帮很多很多年轻人圆了美国留学梦。如今，他自己圆了梦，但这一次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

他执掌着中国最大的银行，数亿中国百姓的家庭梦想就储存于此。过去，这家银行坏账累累、不良资产如山，而现在，它是创造了全球最大的IPO纪录的热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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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新成员。这个群体很小，13亿人的中国只有25人可以有幸加入其中。他们没有世袭的权利，每年都会有一整套相当严格的外部民主评选程序来决定其离开还是留下，他们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

对于这样一群人而言，影响力意味着什么？显然不仅仅是指财富和权力，还包括他们孜孜以求的更高的目标、更大的责任、更新的未来，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行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与热情，他们凭借其领导的企业的出色表现来改变商业环境和社会生态。

今年，这个群体第一次有了终身成员：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他们用自己超过20年的企业实践来诠释什么是影响力，他们即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硕果仅存者，又是以惊人地自觉向新一代国际化企业家转型者。在过去三年，他们不仅始终高居企业领袖榜单前列，而且其声望和影响已经超越了时间和商界的范畴。

长江后浪推前浪，2006年的榜单上第一次同时出现了9张新面孔，变化之大超过了以往历届。这既反映了我们整个商界的日新月异，也与评选指标的修改和重新定义分不开(详情参见附文《评选过程及评选方法说明》)。国际化影响力、创新力和社会责任感是决定本届榜单变化的三个最关键指标。

好了，让我们进入正题。看看本年度的中国企业领袖们是如何展现影响力的？

他们的雄心

黄光裕(第4位)才37岁，刚刚完成了一场涉及金额高达52.68亿港币的并购。尽管最近他已不再以光头形象示人，但凌厉的霸气还是让这个产业上下游的所有人侧目。今年5月，美国《时代》杂志把他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物之一。上一个获此入选的内地企业家是华为的任正非，61岁的他今年排名第2位。

打败世界上最有效率的IT公司——戴尔，这可能吗？杨元庆(第6位)决心将IBM、HP、康柏都没有做到的事做到。当投行的分析师还在表扬联想的整合要比当初HP对康柏的整合“快多了”时，他已经炒掉了一个出身IBM的CEO，挖角了一批来自戴尔的资深经理人，包括一位新的CEO阿梅里奥，并把战场开辟到了印度、欧洲。

“华人是一个很大的族群，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但是华语媒体的话语空间却很小……”坐在一面墙壁都嵌满了电视屏幕的办公室里，刘长乐(第14位)说自己不甘心。2006年，凤凰卫视实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覆盖，他把勇敢的女记者和大胆的男记者派到了全世界有新闻的地方。而刘长乐的新目标是打造一个全英文的华人电视频道。

美国人不让我收购尤尼科，那好，中海油就把井架架到辽阔的非洲海岸线上。傅成玉(第8位)没有被失败打倒，他又开始了满世界的并购，只不过这一次准备得更加充分。

他们的创造

“在想象力面前，利润率是不平等的。”江南春(第18位)这样说道。做从未做过的事情，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做有难度的事情，回报可能更大一些，得到的尊敬可能也更大一些。

在一个国际企业家峰会上，邓中翰(第17位)和诺基亚CEO康培凯坐在一起，后者刚开始连名片都懒得跟他换，当知道索尼、三星、飞利浦都采用了中星微的芯片，态度就转变了，甚至还邀请邓到诺基亚总部谈合作。

当几乎所有地产商都炒楼炒地盖别墅写字楼高尔夫球场的时候，王健林(第22位)却绕道行之，他只做商业地产，他只做中国的“包租公”。所以，当“国六条”、“十五条”、“171号文件”等一道道法令颁布后，很多房地产商蔫了，王健林却笑了。

尽管马蔚华(第5位)领导的招行被国际投资界公认为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银行。但一个来自穷国孟加拉叫尤努斯的银行家还是给他上了一课。在马蔚华看来，尤努斯之所以能获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按照信用原则，颠覆了“穷人就缺乏信用”、“无恒产者无恒言”这样的传统观念。触动之后，他反问自己：“尤努斯在孟加拉都可以探索小额信贷和贫困农民的贷款，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探索？”接着，他就开始试点中小企业的贷款试验。

他们的责任

2006年，王石(第1位)把不少精力放在了关心内蒙古农民如何在沙地上种棉花(14280,0,0.00%)的事上。作为阿拉善基金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思考如何用更商业的手段改变“风沙之乡”的面貌。与此同时，王石督促万科开始着力于三件体现“企业公民责任”的工作——推广廉租房建设、设立专门用于居民旧村落保护的基金和推进节能环保运动，而廉租房是重中之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盖茨、巴菲特离中国并不遥远。牛根生(第3位)捐给“老牛专项基金”的全部股份的市值目前已经突破25亿元。他坦言，“企业家的人格影响力往往与他处理财富的方式有关。”

但老成持重的柳传志还是提醒企业家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道：“企业根本的社会责任还是提供好的产品，认真交税，把客户服务好，公益只是一种社会润滑剂，主要责任还在政府，需要与经济改革配套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不能把社会责任上升为主要的企业责任。”

他们的焦虑

柳传志说，他衡量一个企业的成功有两重标准，一是能否做大，二是能否做长。

对于前者，大多数企业领袖充满自信。而对于后者，许多人的答案就没那么肯定了。

今天整个社会的舆论对于企业家有些苛刻。他们中的一些人严重地缺乏安全感。由于当年在转轨经济时期趟过“灰色地带”，他们如今还在被所谓的“原罪”所折磨。柳传志建议将准备加入WTO前后作为一个时间点，之前的全部清零就是了。

任正非也有焦虑，华为在走向国际，艰苦奋斗，以加班为荣的“垫子精神”倒底还要不要？他重新梳理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将“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确立为企业的宗旨。

最痛苦的莫过于李东生(第10位)，TCL经历了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他的反思引起了整个企业界的重视。“很多问题是在我们企业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使这些问题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来，而这些问题在我们企业的发展中迟早是必须解决的。”

无所不在的压力考验着我们每一位上榜的企业领袖，而这也正是激发他们释放出最大能量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