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总工程师曹伟章退休已有8年了，“要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有许多的第一次。”他娓娓道来。
年轻的创建人
1978年，我国成立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由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领导着手创建。当母校领导求贤若渴时，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曹伟章因为求学时表现突出，此时得到了系主任的推荐。
于是，从毕业起就一直在航天部工作的曹伟章第一次“跳槽”，来到了创建中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我是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的创办人之一。”曹伟章自豪地说。
那时的研究生院不是按院系，而是按学部划分，曹伟章是电子学部的第一位负责人。电子学部6个所的全部组建工作都由曹伟章亲自调研和一手策划。由于历史原因，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的年龄范围从18岁到45岁，有的学生甚至比曹伟章年纪还要大。
但这个年轻的负责人不负领导重望，做事很有条理。他先去中科院的各个研究所，挨个“挖”研究员和教授来做导师，然后去图书馆查资料，参考国外名牌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院课程设置，再听取教授们的意见确定课程，建议所里计划招生的人数，甚至，分多少专业和课程、每门课的学时数、名称、内容方向和任课教师等细则，都由曹伟章一个人来定夺。
此后的时间里，从学科组建，到教学，再到科研，曹伟章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当了8年老师。“别人没干过的我们要干，别人干过的我们要干得比别人好”，这句当时的口号一直被当作他的工作信条。
推广“高级的”计算机
80年代以前，计算机只出现在科研机关，惟有“很高级”的专业人员才有机会接触和使用。直到80年代初，苹果公司开始向中国推广Macintosh，组建不久的中科院研究生院也购置了50台，其中电子学部分到了20台。“所有的微机都是我安装的，”提起往事，曹伟章倍感自豪，“虽然我一直从事数字信号处理的教学和科研，但除了信息系统我又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就开始自己研究起来。”
年轻人对新技术都非常敏感，学校里也相应地开设了计算机课。1980年，IBM开始推广PC机，曹伟章还记得，当时的一台XT PC售价就达到5万元，这样令人咂舌的价格也只有国防科委系统和大型科研机构才能负担得起。
1980年，电子学部要创建实验室，曹伟章怀里就揣着一大笔科研经费去了武汉和广州，给院里买回一批IBM PC机。回来之后，他就在实验室开设了计算机课，白天在学校给研究生讲，晚上去政治学院开设的学习班给全北京的热心市民讲。
那时候计算机的推广和应用才刚刚开始，一台小型机都几百万元，中科院计算所、管理所的同事们都在所里关起门来研究小型机、中型机。1982年，苹果机、IBM PC机相继进入中国，大家都开始研究起怎么用计算机来处理财务和人事，给领导打印一份文件，或者编个程序帮会计算账，“感觉还挺高级”。计算机这才从科学计算走向了事务处理，渐渐得到普及。
曹伟章深有感悟地说：“搞高科技，谁先研究谁就是老师，关键在于你的精力用在哪里。” 除了给研究生讲课之外，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计算机也就成了曹伟章的“业余重点”。用曹伟章的话说，当时计算机“热门得不得了”，他也“忙得要死”。他的职业生涯这时开始转向了计算机的推广和应用，也成为他日后进入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一个契机。
闹笑话的调研
1985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才流动是一大特点。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曹伟章每天都能接到很多“召贤信”，当他看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首个大型项目—国家计生委管理信息系统这个项目时，颇有些心动了。
此前一直对Oracle数据库感兴趣并坚持自学的曹伟章，已经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应用系统没有数据库不行，这是信息系统最核心的问题。而计生委的管理信息系统对他是个锻炼的好机会。
就这样，曹伟章作为引进的人才，正式调入国家计生委，并牵头组建了计算机室。没几天功夫，他就一头扎进了项目里，拿着办公厅的介绍信，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调研，考察计算机的使用程度和信息化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各地的主任官员都亲自接待，把他当作是搞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纷纷向他汇报育龄妇女的避孕和结扎情况。
曹伟章一听，又羞又难堪，头“嗡”地一声炸开了，但他还没法直接明说，只有等兢兢业业的主任介绍完之后，才能奔向主题：“你们需要解决什么信息化问题？你们目前是手工处理还是计算机处理？我们要使用信息化的管理，你们计划如何做呢？”
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计算机普及程度都很差，有的省只有1～2名同志负责，或者只有一台电脑，也不怎么使用，几乎谈不到信息化，电脑都变成了样子货。
人口数据库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任务，为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提供一个全面、客观、精确的数据库。以前无论何种人口资料都不能做到随时查询，重新组合，快速查找，许多有用的资料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手册上，经常是要用某个数据时却找不到，而且要出版一本数据也要经过相当长的周期，等手册出版时已经不具备最初的时效性和价值了。
回来以后，曹伟章就埋头写了调研报告，建议国家计生委成立信息中心，并且着手开始了中国人口数据库的研制工作。
胆识和创新
1985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曾给国家计生委拨款5000万美金，用于在中国计划生育人口的调查。当这笔巨款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分散开时，就只见投资不见收效了。除了购入8台小型机和给全国各地计生委配置的微机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成果。
1990年5月，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出要派专家来视察，这下大家都着急了，专家8月份就到，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规划统计司副司长第一时间想到了曹伟章，他直言不讳地问：“老曹，你能不能做？”
曹伟章大致了解到，规划统计司的业务就是将各省汇报的数据编辑成册，他拿来这本厚厚的资料一看，就是做数据库嘛，强项。他想到自己以前在小型机上做过一个数据库，有类似的经验，就应承道：“这样吧，我来做，三个月内完成，给我拨5万元钱，我做负责人，所有人听我指挥。”
一切敲定之后，他先去了一趟交通部、经贸部等各部委的计算中心，发现有5家都在用HP3000的小型机和软件，他就把厚厚两本资料和软件各复制了一份带了回去。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曹伟章都没合眼，他把资料细细看过一遍之后，用他熟悉的Transact语言编写了程序，运行之后再稍做调整，真的成功了！
经过加密和冗余数据处理的报表库，给联合国人口基金计算机专家Lackner演示一遍，嘿，感觉还真不错。Lackner非常赞许，感到联合国的这笔钱没白花。
一般来说，参评研究员和教授只需要一个完成国家部委课题，曹伟章一下子就参与了4个。
1989年，国家统计司和计生委联合发起的中国少数民族统计数据库这一课题也投入设计调研，作为课题组组长的曹伟章又犯了难，这次不是没有数据，而是数据量大得惊人。
从1985年到1987年间抽样调查的12个少数民族约15万条记录的数据，无一例外全在库里。以前的研究人员没有调研经验，把所有资料堆在一起，要查资料得一本一本翻，却没有人想到要做一个数据库。
那么要建一个数据库，数据的整理和规范化就相当令人头疼，由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调查，汇总时每个民族的原始调查表格设计和记录格式都各不相同，必须先把全部数据标准化。一切统一之后才能进行方案论证和系统设计。最后，这个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统计数据库系统成功建成，实际功能远远超过了设计目标。
胆识和创新精神，是曹伟章能成为课题组组长、总工程师和研究员的秘诀所在，也是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有的可贵精神。
胆识和创新精神，是曹伟章能成为课题组组长、总工程师和研究员的秘诀所在，也是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有的可贵精神。 | 
